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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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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暨中国年鉴学会组织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主旨发言

  中国版协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家康

  (2015年10月22日)

  

  2015年9月16~17日,年鉴工委会在贵阳举行第二十五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会议安排黄玲同志作“互联网+——新常态下的城市年鉴转型与创新”的主题报告,安排我作“论年鉴编纂出版转型”的主旨发言。200多名与会代表围绕“新常态下,城市年鉴的转型与创新”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会议气氛十分热烈。有代表评论说,这次会议在中国年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评价是否恰当,我不敢肯定,因为需要由时间来检验。但与会同仁对新形势下年鉴迫切需要转型、需要创新的高度认同,则是没有疑问的。

  一、年鉴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

  当前年鉴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迫切需要创新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并且要求,“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这个“规划纲要”的公布实施,为地方综合年鉴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据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张丽丽同志整理的年鉴总书目,至2013年底,我国累计出版各级各类年鉴6200多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1883种(地方志机构组织编纂1700余种)。扣除已经停刊和不能做到一年一刊、公开出版的,全国在版年鉴总数约4000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1300多种(省级30多种,市级300多种,县级900多种),约占全国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总数的40%。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地方综合年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至今只覆盖全国约40%的行政区域,今后五年要覆盖其余60%的地区,难度可想而知。其一,难在西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财力偏紧,虽然也有编纂年鉴的积极性,但难以做到逐年编纂、公开出版。西部12个省份累计编纂地方综合年鉴725种,覆盖率并不比中东部地区低;但能够做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只有300多种,覆盖率低于中东部地区约20个百分点。其二,难在县级。能够做到逐年编纂、公开出版的900多种县级综合年鉴,只占全国2854个县级行政区域的32%。五年之内,争取其余68%近2000个县级行政区域创办年鉴,并做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绝非易事。其三,难在人才。从全国来看,修志人才青黄不接、办鉴人才紧缺是普遍现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相当多的县级行政区域,修志机构不健全,队伍萎缩,人员老化,素质不高,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尚感吃力,再承担如此浩大的办鉴工程,实在是难负之重。由此可见,五年之内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加强领导、加大支持力度,各级地方志机构和相关部门全力以赴、攻坚克难,更需要努力创新,才能达到“规划纲要”确定的宏伟目标。

  为了克难攻坚,全面达到“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五条对策建议:一是将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真正纳入地方志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任务,地方志机构要一手抓修志,一手抓地方综合年鉴。二是加大对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志鉴工作的扶持力度,建立省、市年鉴编纂机构帮扶、指导县级年鉴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年鉴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年鉴编辑骨干尤其是市、县年鉴骨干编辑的培训力度。四是善于利用社会力量、社会资源办年鉴,尝试通过招投标、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办年鉴;在坚持政府主管、地方志机构主办的前提下,实行地方综合年鉴承办、承编主体多元化。五是落实“互联网+”国家战略,创新年鉴编纂出版方式。互联网+年鉴,就是网络版在线年鉴。网络年鉴相对于传统书本型年鉴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网络时代,年鉴由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是大势所趋。地方综合年鉴空白的地区,不一定要走以传统方式编纂出版年鉴的老路,可考虑直接推出网络年鉴,走投入少、见效快、影响大、可持续的办鉴新路,实现年鉴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上述对策建议中的第二条、第四条是体制机制创新,第五条是编纂出版方式创新。没有这一系列创新举措,要在短期内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

  (二)年鉴事业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迫切需要创新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国家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工业总产值大大超过美国,稳居世界第一位,投资遍及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遍及全世界。随着国力的增强,各行各业都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并与世界相交融,“走出去”开始成为国家战略。年鉴事业要不要为这一国家战略服务?我想大家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企业走出去,产品走出去,资本走出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行各业走出去,都需要年鉴跟进,年鉴也应该跟进。而要跟进,靠现有年鉴是靠不住的,必须通过年鉴品种、品系创新,创办至少两三百种世界性、国际性年鉴和外国国别年鉴、专业年鉴,才能基本满足各行各业“走出去”的需要。

  2004年,当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0国共同决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将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广西南宁的时候,我和广西年鉴社、广西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们立即跟进,在南宁创办《中国—东盟年鉴》。我们先是集资创办,办成之后两三年,地方财政状况好转,才申请财政支持。这部年鉴通过全面收录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基本情况、基本资料,忠实记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如实反映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的盛况,为国家的外交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服务,社会各界反映良好。遗憾的是,在此前后出版的同类年鉴并不多。直至目前,国内正常出版的世界性年鉴还只有《世界经济年鉴》《世界军事年鉴》《世界炮兵年鉴》《世界舰船年鉴》《世界石油年鉴》等少数几种,国际性年鉴只有《国际形势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亚洲年鉴》《东南亚年鉴》等七八种,国别年鉴只有《美国年鉴》《埃及年鉴》两种,外国专业年鉴也只有《英国设计年鉴》《日本工商年鉴》《奥地利对华经济年鉴》等少数几种。不论是世界性年鉴、国际性年鉴,还是外国国别年鉴、专业年鉴都还没有形成系列、形成规模,尚有大片空白。这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遍及全球的经济利益极不相称。迅速崛起、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有世界眼光,需要有全球战略;国内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教育家、体育家、艺术家、出版家等也都需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了帮助国人更多地、更好地了解世界,培养世界眼光,为了方便国人比较准确地把握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更好、更有效地“走出去”,应当尽快填补上述年鉴品种、品系的空白。对于某些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联盟(如欧盟、非盟)、国际区域(如中东、东南亚、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如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即TPP),对于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国、贸易伙伴国和一些重要的邻国(如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以及中国牵头或积极参与的国际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亚投行等),应当尽快推出由中国人自己主编的年鉴。有条件的会员单位尤其中央级年鉴的会员单位,应该与业外相关人士共同担负起上述年鉴品种、品系创新的重大责任。有兴趣、有激情、有能耐的年鉴工作者也可以联合知识界的同仁,开设工作室,创办一些市场急需的国际性年鉴。2013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并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年鉴同仁和有志于年鉴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应当及时跟进国家的这一重大发展战略,创办诸如《丝绸之路经济带年鉴》《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年鉴》,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重要地区、重要国际市场年鉴等一批年鉴,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年鉴界应有的贡献。

  (三)打造过得硬的年鉴品牌,也离不开创新 目前,我国年鉴出版规模大,但大而不强;年鉴发展很快,但快而不优。不强不优的标志是没有过得硬的年鉴品牌,缺少能够与国外品牌年鉴相比肩的年鉴品种。国内能做到逐年编纂、公开出版的1300多种地方综合年鉴,年发行总量只有300多万册;正常公开出版的六七百种全国性专业年鉴、行业年鉴、专题年鉴,年发行总量不足400万册;约2000种正常公开出版的其他各级各类年鉴,年发行总量也只有400万册左右。而美国《老农夫年鉴》一种年鉴四个版本(美国南方版、北方版、加拿大版、儿童版)的发行总量就有400万册。我国各级各类年鉴的出版现状,有点像二三十年前的乡镇企业、五小工业,遍地开花,十分红火,但结出的果子却不是十分美好,甚至有点苦涩。当然,这其中也有历史的必然,万事万物的成长总有一个过程。想当初,谁敢想像这些灰头土脸、弱不禁风的乡镇企业、五小工业有一些会成长为参天大树,能够成批量地闯入当今“中国企业500强”。而进入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达到106家,是10年前的近10倍。因此,以长远的眼光看,我国年鉴事业的未来,一片光明。而从现实的角度看,我们打造年鉴品牌的任务繁重而艰巨,市场的开拓尤为艰难。品牌年鉴生成的基本条件,一是较大的市场需求,二是较高的内容质量,三是灵活的体制机制,四是良好的法制环境。我国尚未产生响当当的年鉴品牌,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僵化,现有年鉴与市场不对路、不合拍,并非是上述条件完全不具备。而要打破体制机制的瓶颈制约,创造出与市场适销对路的年鉴产品,除了创新,也是别无选择。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年鉴事业无论是往下覆盖、向外拓展,还是打造品牌、走向世界,都必须坚持创新,非创新不能有所成就。对于某个特定时期或某个层级、某个系列的年鉴来说,创新也许并不是太重要;但对于年鉴事业的长远发展,对于年鉴事业的发展全局来讲,创新却是无可替代的战略性选择。

  有人说,年鉴不是“中国造”,而是“舶来品”,人家早已创新,我们免谈创新。其实,正因为年鉴是“舶来品”,才需要创新。只有创新,年鉴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所接受,才有希望走向世界。舶来的东西不创新,中国高速铁路成套设备能如此风光地走向世界吗?1970年,我到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学开铣床。当时厂里有两台铣床,一台是当年出厂的国产货,另一台是英国1938年生产的老旧铣床。但在实际操作中,师傅们总是喜旧厌新。因为不论是精度还是稳定性,国产新铣床都远远比不上英国的旧铣床。斗转星移,四十五年过去,今天的英国政府和产业界正在以兴奋而又平和的心态,引进中国的高铁和核电技术设备,真让人有一种弹指一挥间、世事已沧桑的感觉。而造成这一巨大变化的伟力,正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引进、消化、创新,是我们对待一切舶来品的科学态度,对年鉴也应当如此。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今时代,年鉴界不创新,纵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说不过去。小道理应当服从大道理。年鉴事业的未来发展需要创新,现有年鉴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办出成效,也需要创新。我们应当继续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以创新统揽年鉴事业发展全局,包括统领编纂规范化建设。

  二、创新与规范的关系

  2001年10月,在西安举行的第十一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我作了《地方年鉴创新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为年鉴创新点了一把火。从此以后,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就一直成为年鉴界热议的话题。这当中,胡新力、唐建平、阳晓儒、苏伯华等同志都曾经作过积极而有益的探索。我十分感谢他们在研究和探讨中,对我关于年鉴创新的一些学术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这对我深入研究和谨言慎行大有好处。孙关龙先生在上一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的主题报告中,也就创新与规范的关系作过深入浅出的阐述。而我一直很少对此发表意见,今天看来无法回避。

  我认为,对于年鉴事业而言,创新是战略,即决定年鉴事业发展全局的策略;规范是战术,即解决年鉴编纂出版技术性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一般说,战略决定战术,有什么样的战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战术,战术服从战略并为战略服务。但在一定条件下,战术也对战略有反作用。所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细节决定成败”,说明战术原则、战术动作并非无关重要、无关大局,战术的失算也会导致战略目标、战略意图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这就是战略战术的辩证法。所有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第一,创新是年鉴事业的发展战略,规范是年鉴事业的必要举措。年鉴事业既需要创新,也需要规范,两者虽有君臣之分,但实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年鉴编纂规范化要服从、服务于年鉴事业创新发展大局,年鉴事业创新发展也要统筹兼顾年鉴编纂规范化,引领和促进年鉴规范化建设。

  第三,创新和规范要有机结合,灵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年鉴事业成功的关键。创新和规范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动年鉴事业快速健康发展。任何会员单位创新和规范的实践,都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对上述三点基本形成共识,那么,对年鉴创新问题就可以减少一些疑虑和误解。例如,前几年有人发表文章说,我们提倡年鉴创新是对尚丁先生过去倡导年鉴规范的“颠覆”,就是由于误解而产生的一种忧虑情绪。扪心自问,我们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肯定没有!如果说真的颠覆了,那么一定是势所必然,绝非一个人几个人力所能及。其实,我们主张年鉴创新、推动年鉴创新,完全立足于年鉴事业发展全局,并非要求每一种年鉴都无条件地跟风跑,盲目创新。这里并非是放马后炮。2001年10月我在西安为年鉴创新点了一把火之后,2002年8月在青海西宁第七次全国省级年鉴研讨会的总结讲话中,我就曾说过,“创新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操之过急。因此,创新不能刮风,任何年鉴也不要随便跟风”。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于年鉴规范化的种种努力。2001年以来,我在各种类型的全国性年鉴研讨会上作过17次主题报告、主旨发言,其中4次主要讲创新,13次主要讲规范;我在2006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内容分9章,其中3章探讨创新,6章探讨规范。研究会主办的15期全国年鉴高级研讨班,共安排55个专题讲座,除了4个专题探讨创新之外,其余51个专题全部讲规范;研究会承办的五年一度的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既注重创新,更注重规范,规范性欠佳的年鉴不可能获得大奖。由此可见,“颠覆”的说法,根据并不充分。实际上,对尚丁先生而言,也无所谓颠覆不颠覆。他在推动年鉴规范化建设的同时,也极力主张年鉴创新发展。2000年他在交班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把年鉴定位于信息载体,年鉴事业是信息产业,这与我们年鉴事业的发展前途,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年鉴,有强烈的地方志情结,那是向后看,对年鉴在创新、裂变中前进是很不利的。”[1]尚丁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已是八十高龄。面对一位耄耋老人如此高远的创新理念,我们至今还只能自叹弗如。

  坦白地说,目前年鉴创新发展和规范化建设尚未取得有说服力的显著成效,甚至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机制因素导致的。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当然,我们对年鉴创新和规范未能较好地做到“统筹兼顾”和“灵活运用”,也是不应讳言的一个因素。多年来,创新和规范我们是两手抓了,但两手都不够硬;灵活运用、分类指导,也不够深入、不够具体。这是需要认真反省和进一步作出努力的。

  

  


 

  [1] 尚丁:“年鉴与信息”,《年鉴信息与研究》2000年第1期。

  

  【作者: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主任 许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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